“九二共识”达成后，次年(1993年)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同台 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成功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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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段宇宏
编辑·段文
海皇大厦坐落于新加坡西海岸的亚历山大路，这里远离闹市区，绿树成荫，环境安详幽静。1993年4月27日大清早，一向安静的海皇大厦成为整个东亚最受人瞩目的地点，突然间热闹起来，大量警力进驻，全球百家媒体超过200名记者云集在此，场内外的“长枪短炮”早已架好，共同等待一个历史性时刻。
四楼会议厅早已做过庄重淡雅的装饰，四周放置了新加坡的国花胡姬花，中间一条长桌，长桌两边共有10张转椅。
10点05分，两扇电梯门打开，78岁的汪道涵——中国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76岁的辜振甫——中国台湾地区的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分别从里面走出来，身后是各自的代表团成员，镁光灯闪烁不停。双方在长桌两侧相对入座后，汪道涵和辜振甫各居其中，两位老人站起身来微倾前身，伸出右手握在一起。这个时候镁光灯的闪烁频度达到高峰，一直严肃的气氛忽然沸腾起来。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兴许担心没抓拍到最激动人心的瞬间，会场里不断传来记者们的呼喊声，两位老人不得不应大家要求微笑着再度握手，总共握了四次才令记者们满足，这就是两岸关系史上最具里程碑的时刻——“汪辜会谈”。汪辜二人虽然以两岸民间机构主事人的身份见面，但其实都得到了两岸官方的最高层级授权，为1949年以来海峡两边首次高层正式会晤。这一时刻打破了两岸高层之间自1949年以来的44年隔绝，堪称关系最实质也最具体的深化，为密切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奠定坚实基础，但它的到来却殊为不易，值得今人珍视和纪念。
1979年，《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的第九次《告台湾同胞书》
“政”虽冷“经”先热
“汪辜会谈”能够成功落地，离不开全球和区域政治情势与经贸格局变化的大背景。
一方面，随着苏联解体，全球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局面正式终结，整个国际政治氛围日趋和缓。而中美之间，在“三个联合公报”奠定的基础之上，于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中美关系度过了十年的蜜月期。虽然双方关系一度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期短暂的震荡，但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对和平的国际环境需求未变。进入90年代后，北京与华盛顿都有强烈意愿重新修补关系。
另一方面，台湾地区与美国“断交”后，也想寻求国际合作的新的突破口，两岸关系的和解与整个国际政治氛围合拍，也符合海峡两岸与美国当时的利益诉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总共发表过五次《告台湾同胞书》，前四次均发表于1950年代，正是全球冷战，两岸关系剑拔弩张的时期。第五次《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于1979年1月，影响最为深远，最受人瞩目，因为它产生的背景与之前大为不同，诞生于中国共产党总路线大转变之初，刚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指导思想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次的文告，语言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有以前火药味儿浓厚的措辞，不再使用警告性语言，未使用“解放台湾”等词汇；摒弃了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等对方无法理解的概念，大打民族情感牌，痛诉同胞分离之苦，整体风格以情动人，显得十分平易可亲。文告宣布，将停止从1958年起的炮击金门群岛行动，提出两岸结束军事对峙，开放“三通”，扩大交流的诉求。
第五次《告台湾同胞书》引起轰动效应，被视为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里程碑式转变。此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对台立场时未再使用《告台湾同胞书》的名义，但无论是中央层面还是国家领导人在阐述对台政策时，延续这次文告中“一个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和解、两岸交流”的基调。
第五次《告台湾同胞书》向对岸释放了充分的善意，敏锐的海外观察人士亦感到大陆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两岸关系应该也会出现新篇章。不过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两岸的政治关系看起来仍未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大陆方面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外部世界还在观望其走向。台湾方面在中美发布“建交公报”之后，为应对“恶劣的国际环境”，蒋经国制定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成为处理两岸关系的指导原则。
“政”还冷但“经”可以先热，经贸往往是打破政治僵局的前奏，1979年两岸经贸关系即出现松动迹象，而且呈逐年升温之势。1977年台湾官方颁布的《取缔匪伪物品管理办法》规定：“除中药材或某些农工原料可以从香港进口外，其余货物如经过海关被认定是来自大陆地区，一律没收”。1979年底台湾官方放开729种农工产品的自由进口权，解除对采购地区和申请资格限制，其中包括从港澳进口的大陆部分产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岛内民间多次呼吁当局重视大陆改革开放带来的经贸冲击势力，建议实施“政经分离”原则。官方虽然三令五申“不与中共通商”的原则，实际上对从港澳转口的大陆产品采取不断放松的姿态，约有中药、生丝、板鸭等一千多种大陆货品已经可以进口。时至1984年左右，官方通过半正式或非正式渠道透露，对于两岸转口贸易已经采纳默许的态度，只不过仍然强调“不得直接与中共机构直接贸易，厂商不得与中共机构及人员接触”。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改革开放的决心已逐渐被外界所肯定，两岸都互相为经贸关系升温加热。台湾商人虽然对于投资大陆非常动心，不过却受到双边诸多法律限制，主要通过作为第三方的香港秘密进入大陆，常以亲戚和朋友的个人名义做间接投资，所以投资项目稀少，金额微小。1979年后9年时间，港商在大陆的投资中扮演了绝对主角，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项目有437个，实际利用资金为0.22亿美元，资金到位率仅有3.67%。
国际大环境以及两岸内部形势都已大变的情况下，蒋经国于1987年7月15日宣布解除持续了38年56天的《台湾省戒严令》，在“戒严时期”出台的30项相关法令亦同时废止，“戒严令”的废除为调整两岸交流政策提供了法理基础，创造了渐变空间；譬如解严使得外汇管制被解除，企业对外投资限制减少。中国大陆已积累数年改开经验，认知到台湾资本与经验值得大力利用和借鉴，接受了很多港台商人的呼吁，及时瞅准台湾解严的机会，1988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优惠力度非常大的举措——《关于鼓励台湾投资的规定》，为台商赴大陆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打消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解严之后几乎每隔数月，台湾方面都会放宽几十种大陆产品的输入。1989年7月干脆直接废止了《取缔匪伪物品管理办法》，以《大陆地区物品管理办法》取而代之，官方输入台湾的大陆产品间接实施课税，这等于是以法规形式承认了两岸转口贸易的合法性。
解严后的台湾产业界，也面临人力成本、土地价格、能源价格上涨，环保和劳工运动冲击，纷纷寻求更好的投资渠道，当时即有了“南向”和“西进”两种呼声。毫无疑问，因为不存在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西进其实对台商更具吸引力。当两岸经贸往来最基础的法律束缚一一被解除，自然迎来了台商大举西进的热潮。仅1989年台商投资项目就有540多个，超过过去九年总和。1990年投资项目增长到1103个，1991年再创新高，有1735个，资金到位率也以几十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两岸在这个阶段停止了军事对峙，虽保持着政治上的冰冷，但未影响经贸的火热。1992年之时中国大陆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割不断的血脉联系
除却政治和经贸背景因素，两岸民情与人心的发展也在推着官方往前走，因为毕竟有割不断的血脉和文化联系。1949年内战失败后，国民党带领两百万军民迁台，这些人几乎家家都有亲属遗留在祖国大陆。当两岸处于敌对状态，大陆闭关锁国之际，尽管人们思乡心切但也只能望海峡而兴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前期，仅有少数台湾人士可以跟亲人在香港团聚。当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向海峡对岸释放出善意，提出交流期盼后，台湾民间返乡探亲的欲求越来越强烈，当局已无力按压。
出生于四川遂宁的台湾飞行员王锡爵，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老家的亲人取得联系，获知父亲仍然健在的消息，思念家乡与亲人的心情愈发迫切。由于台湾方面未开放赴大陆探亲，1986年5月3日王锡爵铤而走险，劫持中华航空3334号航班飞往广州白云机场，然后再抵达北京与父亲团聚。此事轰动两岸三地，但王锡爵劫机不像其他同类事件那样有政治或经济目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犯罪，实属令人同情，这其实是两岸隔绝状态下骨肉分离造成的悲剧。蒋经国不得不派出代表到香港与大陆代表洽谈处理事宜，这是国共内战后双方官员的首次接触。
面对日益强烈的返乡探亲诉求，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俞国华1987年4月初仍然申明反对开放“两岸人民探亲”，官方强调“民间与大陆进行通邮和探亲，现阶段不能考虑”。这些都导致民间对“三不政策”的抱怨情绪高涨，促成了轰动一时的“自由返乡运动”。来自湖北省的老兵何文德是国民党老兵，19岁随部队来到台湾，母亲过世2年后消息才辗转传到台湾，他不像其他老兵那样只是默默伤悲，而是在衣服上写上“想家”两字，大街小巷四处散发传单。何文德联络媒体和志同道合者，1987年4月在台北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
他们发表的第一份传单名为《我们已经沉默四十年》，副题是“难道我们没有父母？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文中痛陈思乡之情，骨肉分离之苦，强烈要求台湾当局放开赴大陆探亲，这份传单印制30万份，引起极大社会反响。
当时有返乡诉求者其实包括三类人，第一类人是随国民党迁台的外省人士；第二类人是1940年代中后期因谋生、经商、参军赴大陆滞留下来的台湾人；第三类人是出于政治原因，被台湾官方禁止入境的人士。其中以第一类人的数量最为庞大，几类诉求者与他们的支持者联动起来，形成了颇具声势的舆论压力。解严之后半个月，官方公布的“国民前往港澳地区观光辅导实施要点”，其中第12条仍明确规定“禁止旅行业安排或协助旅客进入大陆”。明眼之人已能观察得到，解严后这个政策存续不了多久。返乡探亲促进会发起“老兵返乡探亲运动”，大批人聚集到“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大楼去请愿，国民党官方一向视退现役军人为自己的基本盘，老兵的诉求不得不重视。
外省人返乡权利促进会身着“想家”上衣，走上街头争取回家的权利。
“退辅会”本来就是蒋经国一手创办，退役老兵们的请愿让他松动了。蒋经国表态：“离开家乡三四十年的人，没有不想家的，这是人情之常，政府应该开放赴大陆探亲，应该乐观其成”。通过香港渠道打听后，发现大陆方面对此态度十分积极，台湾方面完全打消了疑虑。1987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开放赴大陆探亲的提案，蒋经国授权台湾红十字会与大陆方面沟通相关事宜，同意除现役军人和公职人员之外，凡大陆有三代以内血亲、姻亲或配偶的民众，均可从当年11月2日开始通过红十字会办理登记手续。就在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提案的同一天，中国大陆方面立即给予积极反馈，国务院宣布，欢迎台湾同胞返回大陆探亲，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方面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10月16日，国务院出台《台湾同胞来祖国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规定台湾同胞回大陆的证件，可到外交部驻港签证办事处办理，或由香港中国旅行社代办，在欧美日等国家，可到中国驻外使、领馆办理，允许台湾同胞在大陆各地自由参观和旅游。11月3日，香港中旅开始签发《台湾同胞旅行证明》，第一代“台胞证”诞生了。
11月2日，台湾红十字会原定于早上九点开门办理登记，但没想到凌晨时在外面排队者已经人山人海，开门那刻办公室差点被挤爆。红十字会第一天办理了1300多人的登记，半个月内十万份登记表格被领取一空。当时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往返相当不方便，所有返乡活动都得经过香港中转，到香港领取证件，香港启德机场很快就出现了一批批的台湾老年人。他们很多人一生还从未坐过飞机，也没换过外汇，现在他们手持大包小包，忐忑地等待着出关进入大陆，回到阔别几十年的家乡。
1988年1月，何文德以团长身份率领台湾第一批返乡探亲团登上了大陆的土地，回到日思夜想的故乡。他穿着印有“想家”两字的白色外套登上长城，张开臂膀大声呼喊“我们回来了”，《台声》杂志在现场用相机记录了这一历史瞬间。全国台联在北京接待了返乡探亲团，安排他们与滞留大陆的台湾省籍老兵见面，何文德感叹道：“美国登月用了17年，我们从台湾到大陆走了40年。”他把从台湾带来的泥土和槟榔交给了在场的台湾省籍老兵，现场很多人泣不成声。不管回乡的程序怎么麻烦，路途多么曲折，这意味着海峡两岸几十年的隔绝状态正式终结。
以“民间”名义成立的海协会与海基会
开放赴大陆探亲后两个月蒋经国离世，台湾方面暂时无法放弃推行多年的“三不政策”，小心谨慎地仅把交流限于民间，避免官方渠道接触，授权给红十字会办理返乡探亲手续，也是基于这种考量。可是通过香港中转的经贸和返乡口子一旦打开，两岸交流只会日益增加，“三不政策”逐渐会名存实亡。两岸开始有了频繁的经贸和人员往来，自然就衍生出大量亟待解决的事项，如“文书认证、交通方式、通邮问题、渔业纠纷、走私偷渡、人员权益保护、资金往来、打击犯罪”，这些事务怎么处理，纯民间层面根本无法解决。
大陆方面早在1950年代就成立了“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长期由周恩来负责。改革开放以后为了因应两岸交流的新局面，1988年大陆方面成立了对台工作专职机构——国务院台办。台湾方面同样为了因应新局面，1988年也在“行政院”以任务编组方式建立了“大陆工作会报”，1991年1月后正式升格成立“大陆委员会”。两岸虽然都有涉及对岸事务的官方机构，可问题的特殊之处在于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均不同意参照国与国之间的模式来处理事务，而台湾还有“三不政策”的束缚，所以国台办与陆委会两个官方机构无法直接协商处理这些问题。经贸和人员往来日益密切，诸多问题急需面对，官方渠道无法接触沟通的情况下，就需要动用政治智慧来解决问题。
其实两岸之间早就存在着非正式的“秘使交往”，不然两岸也不会在很多事务表态和机构设置上“互相呼应”得那么合拍，担任过这些秘使的，有华人世界的政界、商界和文化界名人，其中包括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佛教居士，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南怀瑾早年迁台，后旅居美国和香港，1988年时大陆方面就通过南怀瑾释放出希望与对岸接触的意愿。李登辉时期的核心幕僚苏志诚与“中视”董事长郑淑敏1990年底前往香港探望老师南怀瑾，经过南怀瑾牵线，苏郑二人与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秘书兼台办主任杨斯德会晤。这些秘使穿梭两岸，在消除误会、传递信息以及推动九十年代初双边公开接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岸官方层面也公开实施着铺垫工作，1990年11月台湾方面先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负责处理两岸交流衍生事务，由辜振甫担任首届董事长。1991年4月底，海基会副董事长和秘书长陈长文率团访问北京，大陆方面还没有与海基会对口的机构。当时大陆方面处理涉台事务和纠纷时只能由国台办通过海基会跟台湾当局协商，这导致沟通效率低下，回旋余地较小。1991年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再次会见海基会访问团时表示，为了处理两岸民间交流衍生事务，大陆方面也将很快授权成立相应的民间组织，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宣布成立，由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荣毅仁当名誉会长，汪道涵担任会长。海基会的性质为财团法人，属于民间组织，但其业务指导机关为陆委会；海协会也是民间组织，但其上级指导机关为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和国台办。
两边的对口协商机构名义是“民间组织”，但其实皆为得到最高层授权的半官方机构。双方将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会谈定位为民间性、事务性、经济性与功能性，这意味着1949年后两岸高层人士首次以民间名义公开接触，标志着两岸制度化协商机制的建立，通过巧妙的办法解决了沟通难题，这就是得以举行“汪辜会谈”的制度依据。
1992年2月，杨尚昆访问新加坡与李光耀会谈时说：“海峡两岸谈政治问题，条件还不成熟，但是可以先谈经济”。李光耀立即问道：“杨主席，能不能把您的话转给李登辉？”杨尚昆毫不犹豫地说“可以”。随后李光耀专程前往台湾，向李登辉转达了杨尚昆的意图，李登辉表态说，可由两岸的两会会长辜振甫和汪道涵商谈经济事务，地点就定在新加坡。6月份李登辉指示苏志诚与郑淑敏前往香港，与时任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及杨斯德等人私下秘密会晤，随后敲定了1993年“汪辜会谈”日期。
汪辜正式会面前有些原则问题以及具体事项需要协商妥当，所以两会1992年10月举行了著名的“九二香港会谈”来铺路，主要针对两岸“文书验证”“挂号函件”进行工作性商谈。香港会谈中，双方在一个中国原则问题的表述上讨论比较热烈，海协会代表提出5种有关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方案，其中一种方案表述为：“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对两岸公证书使用（或其他商谈事务）加以妥善解决。”海基会代表也先后提出8种表述方案，其中第八种表述方案参考了海协会前述表述方案：“在海峡两岸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惟鉴于两岸民间交流日益频繁，为保障两岸人民权益，对于文书查证，应加以妥善解决。”海基会代表声称这是台湾方面的底线，建议“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述”。关于这个问题，经过会后几个回合的函件讨论，不断抠细节，双方都认为经过协商达成了共识，此后中国大陆和国民党方面称为“九二共识”，至此，“汪辜会谈”的铺垫工作基本准备完毕。
1993年4月27日，首次会谈前，汪道涵（右）与辜振甫握手
汪道涵与辜振甫登场
汪道涵与辜振甫二人能担当如此重任，自然非等闲之辈，都是两岸的传奇人物，且在性格与爱好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汪道涵1915年出生于安徽嘉山，青年时期参加共产党，1941年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和财经部部长，1945年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兼建设厅厅长。汪道涵在革命时代就与财经和生产工作结缘，此后的职务基本都与经济事务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汪道涵又历任浙江财政厅厅长兼商业厅厅长、一机部副部长，“文革”后再分别担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后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和市长。1985年退休后改任上海人民政府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主任；当时上海成立了台湾研究会，汪道涵被推举为名誉会长，与此同时他被增选进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
拥有长期主管经济的丰富经验，酷爱读书，具有广阔国际视野，风度气质俱佳的汪道涵，给人“海派”知识型干部的印象，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启动时代是颇有影响的高层官员。他在主政上海期间，对上海工业布局、产品结构都做了合理调整，令上海同世界很多大都市结成友好城市，提高了上海知名度。他当市长时极力主张开发浦东新区，亲自主持开发布署工作，担任中顾委员后又多次向邓小平和陈云等领导人提出这一建议。为了表彰汪道涵在经济事务上的贡献，美国塔夫茨大学和香港大学先后向他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汪道涵还有很多优雅的爱好，喜欢欣赏音乐，尤其钟爱看京剧和下围棋，其京剧爱好对后来与辜振甫结下深厚友谊起到了绝妙的作用。大陆方面准备与台湾就经济事务谈判，建立海协会，汪道涵自然是海协会会长当之无愧的人选，而他的另一个身份还是“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1917年出生的辜振甫比汪道涵小2岁，祖籍为福建省永春县，辜氏祖先自康熙年间就移民到台湾彰化县鹿港镇。到了辜振甫父亲辜显荣这一代，家道蒸蒸日上，拥有广大农田、盐田、茶园，在台中和台南还有18家糖厂，辜家已成为台湾三大显赫的富商家族之一。辜振甫就读于家族私塾，从小熟读四书五经，打下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塾师给他取字为“公亮”，隐含三国时代周公谨和诸葛亮的名号。辜振甫同样获得优良的现代西式教育，英语基础扎实，1936年考入台北帝国大学政法系（注：台湾大学前身）。辜振甫有众多兄弟妹妹，但他最受父亲青睐，因多位兄长早逝，便继承了父亲的大部分产业。就读大学期间父亲去世，辜振甫以一个大学生的身份就担任七家公司董事长。大学毕业之后他又做出不寻常的选择，辞去董事长职务远渡日本，在东京大学攻读财政和工商管理。回到台湾后辜振甫又开始涉足金融业，担任台湾证券交易所第一任董事长，自己出资建立台湾经济研究院。
从日据时代、戒严时代再到解严时代，无论政局风云如何变化，辜氏家族总能屹立不倒。辜振甫凭借自己的才能游走于政商之间，左右逢源，具有深厚的人脉基础。蒋介石时代的“行政院长”陈诚曾聘请他担任经济顾问，帮助实施土地改革计划，在公营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的事务中他因劳苦功高受到蒋介石接见，客串过蒋的日文秘书。七十年代蒋经国一度曾想提名他为“行政院副院长”，八十年代他在蒋经国提拔下进入国民党“中常委”，跻身于核心决策圈。李登辉主政后，辜振甫成为“中华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辜振甫创办的“和信集团”，主营水泥，但投资还覆盖到橡胶、石油、电信和媒体领域。1990年辜振甫被美国《财富》杂志列入十亿美元富豪行列，他在台湾也有“工商一哥”、“企业界总理”的称号。辜振甫夫人严倬云同样来自一个显赫的家族，她的祖父即为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严复（注：《天演论》、《原富》的译者，曾任复旦大学、京师大学堂校长）。琴棋书画和诗词歌赋也是辜振甫的业余爱好，其中尤为喜欢京剧。因为父亲从小就是京戏迷，家中设有戏园子，辜振甫从小喜爱上京剧；但他不是普通票友，曾到北京、上海、香港拜名师学艺，经常登台演出。当台湾方面决意建立海基会与大陆商谈之时，辜振甫自然是董事长的不二人选。海基会作为“财团法人基金会”，经费由政府和民间共同筹措，目标是筹到10亿新台币，台湾官方出了5.2亿，其余来自民间捐助，而辜振甫个人就损赠了2000万新台币。
汪辜的高光时刻
万事俱备，只等1993年4月27日汪道涵和辜振甫两位老人登场，共同创造一个历史的高光时刻。
1993年4月29日汪道涵（右）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左）交换协议文件
根据海协会副会长唐树备的回忆，“汪辜会谈”是大陆在态度上占据主动，“我们主动邀请辜先生的”。海基会代表团因为有官方“谈判对等”的原则叮嘱，在礼仪和规格方面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新加坡方面的安排颇费心思，而大陆方面也展示了更多的大度，整个过程就发生了很多趣事。海协会原本建议汪道涵在辜振甫抵达新加坡时去机场迎接，海基会回复说，双方都是各自来到新加坡协商事务，不必让谁接谁，所以接机一事也就只好作罢。李光耀打算举办一个招待会欢迎两位会长，大陆方面表示没有异议。唐树备预料到，这个提议估计会被台方拒绝，对方会计较到两会领导人谁先到场谁后到场，谁坐在李光耀左边和右边等问题。果然没有同意，最后只得改成李光耀分别会见两会会长。
正式会谈前，汪道涵与辜振甫在海皇大厦27层一个房间先行私下会面，他们从聊京剧拉开了话题。辜振甫说：“我锻炼身体的秘诀就是一个礼拜唱两次京剧，唱京剧可以增加肺活量。”两位老先生喜欢传统文化，又有不少共同爱好，所以很快就一见如故。正式会谈时间即到，新加坡方面通知大家前往四层会议室，特意安排了两部电梯，让两方代表团同时入场。会议室的门比较小，每次仅方便一人出入，汪辜二人同行，辜振甫先进门，汪道涵略随后。入场后汪率代表团坐在正对门的一边，辜率代表团坐在背对门的一边，然后由汪道涵先发言。起初，大家都认为这是随意的安排，但还是有极少数敏锐的记者发现，按新加坡的规矩，正对门的位置属于主位。下午的会谈，两边的副手主持，细心人发现，这次是唐树备先进门，邱进益紧随其后，双方的座位已经交换，这次是由邱进益先发言。
1993年4月29日汪道涵（右）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左）举杯祝贺
当晚汪道涵在董宫酒店宴请海基会代表团，上的九道菜也经过精心设计，分别叫：“情同手足”、“龙族一脉”、“琵琶琴瑟”、“嘉庆团圆”、“万寿无疆”、“三元及第”、“兄弟之谊”、“燕语华堂”、“前程似锦”。
4月28日辜振甫在香格里拉酒店回请海协会，虽未设计有寓意的菜名，但同样也是九道菜。两次宴请，所有代表团成员都在菜单上留下了签名。
这次会谈的整体气氛友好祥和，为两岸交流解决了很多问题，但也不是所有议题都能马上谈拢。海基会要求海协会签一个保护台商的协议，海协会表示这没问题，而且大陆早在1988年就颁布了鼓励和保护台商的法规，但若要由两会签这么一个协议，那么两边都应该允许直接投资。可台湾官方的态度是不希望大陆到台湾投资，海基会也就无法允诺取消这些限制。这个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到会议末期仍悬而未决，汪辜二老只得表示：“可以再会、再议”。
经过连续三天密集协商，双方在4月29日上午签署四项协议：《两岸公证书使用查证协议》、《两岸挂号函件查询、补偿事宜协议》、《两会联系与会谈制度协议》、《辜汪会谈共同协议》，对日后两岸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签协议时，汪辜二老要坐一张长桌的同一边，按华人传统，右边为尊，为了表示“对等原则”，海协会答应了海基会的要求，签署两个协议后，汪辜二老更换位置，但考虑到站在身后的几十位代表团成员人数众多，换位会一片混乱，他们原地不动。随后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画面，汪道涵身后站着邱进益，辜振甫身后站着唐树备。因为大陆使用简体横排，台湾使用繁体字，签署的四份协议有一式四份文本，海协会的一套是简体横排，海协会名称在前，称此次会议为“汪辜会谈”；海基会的一套是繁体竖排，海基会名称在前，称此次会议为“辜汪会谈”。大陆采用公历纪年，台湾沿用民国纪年，最后双方的共同协议文件上没有年份，仅标明“共同协议于4月29日签署”。
为落实“汪辜会谈”共同协议，两会于1993到1995年间，先后在北京、厦门、台北、南京等地就“非法入境”“劫机犯”“渔事纠纷”“共同打击犯罪”“司法协助”“知识产权”等议题继续磋商，签署了多达12个协议，为解决两岸交流中遇到的问题提供了法规依据。
虽然后来因为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严重影响了两岸关系，而民进党上台后两岸协商机制也中断8年，不过“汪辜会谈”奠定的基础在经贸领域一直发挥着作用，令两岸经贸关系以及台湾对大陆的投资进入井喷期，双方相得益彰。不到十年间，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是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汪辜会谈”后十年，两岸贸易总额累计达3256.3亿美元，其中大陆对台出口623亿多美元，台湾对大陆出口2632亿多美元，逆差高达2000亿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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